徐国庆

职业教育中的普通文化课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学生普遍对这类课程不感兴趣，而大多数学生也确实不具备学好这些课程的动机与知识条件。其教学质量令人堪忧。面对这一状况，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有的学校认为，学生在以往的学习中没有学好这些课程，如果再不加强对其的学习，他们将丧失学好这些课程的机会，因而这些课程的学时不仅没有削减，反而得到了加强。多数措施则是削弱这些课程。其中的具体做法不一。有的是自编校本教材，减少课时数，增强内容的实用性；有的是让一部分普通文化课程由学生自己选修，通过这种弹性安排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比较极端的措施是取消独立设置的普通文化课程，融其于专业课程。在“就业导向”这一政策的指引下，这一趋势正在得到加强。

于是有人主张，普通文化课程义务教育阶段就应当结束了，高中阶段以上主要是专业教育，因而职业院校没有必要设置普通文化课程。当然，尽管迫于学生学习状况这一现实，许多职业院校削弱了普通文化课程，但其“底气”并不足，感到改革缺乏足够的依据。如果说这一状况在个别职业院校范围内还可以允许的话，那么一旦在政府层面启动普通文化课程改革，就必须建构充足的理论依据。

其实，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是普通文化课程的多与少，这个问题只要教务部门做些处理就很容易解决，所需要的是职业院校普通文化课程设置的理论依据。当然，目前普通文化课程比例过高的现象确实存在，而高职与中职普通文化课程的设置应当有所区别；普通文化课程与学生就业关系不够密切的现象也的确存在；学生对普通文化课程缺乏兴趣的现象同样的确存在。因而普通文化课程改革势在必行。问题在于，如果改革在缺乏理论依据、充分论证的条件下随意进行，那么后果将是比较可怕的。可见，现实已迫使我们必须思考一个基本问题，即职业教育设置普通文化课程的依据与思路是什么。分析工作过程的性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工作不同于劳动，工作过程都是在特定的职业载体中进行的，而职业是一个社会组织概念，是“一套成为模式的与特殊工作经验有关的人群关系”。它不仅包含职业内部不同个体之间的人群关系，而且包含不同职业之间的人群关系。因为任何一个具体职业都是处于复杂的职业网络中的。这就是说，工作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操作过程，它首先是一个社会过程。个体只有很好地进入其社会过程，才能更好地进行其操作过程。这不仅意味着个体要具备团队合作、工作纪律等观念，还意味着他必须具备所处的工作组织中多数成员所具备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知识。并且随着职业等级的提升，不仅其操作过程的复杂程度将得到提升，而其社会过程的复杂性也将得到提升。

如果这一前提能够成立，那么它不仅为职业教育中设置普通文化课程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而且指出了普通文化课程设置的思路。这就是说，职业教育不仅要开发学生的职业能力，更要培养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的整体素质。然而值得担忧的是，大多数职业教育实践很少真正意识到普通文化课程的重要性。职业院校比较关注的还是学生职业能力的训练。学生正在被培养成“工作机器”。普通文化课程或是以学生学习困难为借口被无依据地削弱，或是被沦为为专业课程服务的地位，其培养社会主体的功能则很少被意识到。

问题的关键在于哪些是普通文化课程？它们是否就是语文、数学和外语。把工作过程首先看作为一个社会过程，那么要设置普通文化课程，就要对工作中的社会过程进行分析，分析其中所有可能的社会活动，然后据此设置课程。这自然必须打破普通文化课程就是语文、数学、外语这些工具学科的顽固观念。事实上，如此重视这些学科，不仅中外难见，而且古今难见。其地位的确立与其说是为了促进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不如说是升学考试制度的产物。